一个科学构想，如何穿过十余年的研发周期，最终成为一款药。
今年10月，在与投资界等媒体的一场交流中，哈佛荣休教授、a16z风险合伙人Greg Verdine博士与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钱锋谈起创新药中最现实的问题。
Greg Verdine在生物科技界成名已久。1986年，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，两年后进入哈佛大学任教。此后数十年，他参与创立Parabilis Medicines等8家上市企业，先后在Third Rock、a16z等机构参与风险投资。
即便拥有这样的履历，第一次说服投资人为全新的科学构想出资，也并非易事。
谁为“不可成药”下注
“我花了整整四年，而且我当时就在这家VC工作。”Greg Verdine回忆当时创办Warp Drive Bio，用一种全新的分子胶技术，挑战RAS等长期被认为“不可成药”的靶点。即便身在Third Rock内部，他仍用了四年时间，反复说服机构合伙人出资。
转机来自赛诺菲。一位负责人听完他的构想后判断，这个想法足够疯狂，也可能成功。但赛诺菲不愿独自承担风险。直到药企与VC共同出资，2012年，Warp Drive Bio才得以成立。
后来，公司以6900万美元被生物医药公司Revolution Medicines收购。直到今年，沿着这条技术路线开发的daraxonrasib获得FDA批准，用于治疗转移性胰腺癌。如今，Revolution Medicines市值约400亿美元。
这段漫长的验证，也为Greg Verdine积累了下一次创业所需的经验和信用。此后再发起新项目，融资逐渐容易起来。
今年6月，他联合创办的Parabilis Medicines登陆纳斯达克，市值超过30亿美元。公司的核心技术同样来自哈佛实验室，瞄准的仍是“不可成药”靶点。
投资人的信任可以积累，每项新技术仍要从头验证。
“我自己也会害怕。”在他的经验中，一种全新的药物研发方法，通常需要三四年，才能初步判断路径是否可行。在此期间，人员和资金不断投入，最关键的科学问题却可能迟迟没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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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次探索的不确定性，仍旧存在。因此，当年轻科学家带着项目找到他时，Greg Verdine看重的不只是学术能力。他还会观察对方是否足够投入，能否听取意见、快速学习，并把复杂的科学问题讲清楚。
“他们可能还不会经营公司，但可以学习。”
中国创新药，下一步投向哪里
谈及中国创新药，Greg Verdine首先提到工程化能力。
在他看来，围绕已经得到验证的靶点，中国企业能够开发出性能更好的药物。药物筛选、制造、CRO和AI等环节的积累，也让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药物研发的重要力量。
但成熟靶点终有做尽的一天。继续改良的空间逐渐收窄，中国药企接下来需要走向新的靶点，从“Best-in-Class”迈向“First-in-Class”。这也意味着更长的周期和更高的失败率，“科学能力不是障碍，关键在于资本市场能否容纳这种风险。”
资本市场也在变得谨慎。美国生物科技市场经历下行后，一些基金也开始缩小募资规模，出手更加谨慎，更倾向于选择已有成功履历的创业者。与此同时，AI正在吸走大量资金。相比研发周期漫长的创新药，AI项目看起来更有可能迅速兑现回报。
Greg Verdine依然看好AI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，但也强调其边界。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远未穷尽，生物学中仍有大量未知，无法直接变成模型的训练数据。AI与自动化可以加快研发，新的生物学发现仍要由科学家完成。
钱锋则把问题继续向后推了一步：药物获批之后，企业能否获得足够回报。“如果一款药成功上市后仍难以实现合理回报，投资人继续投入的意愿也会受到影响。”
对于中国药企近年来密集的对外授权，钱锋认为，进入后期临床和国际多中心研究后，跨国药企的经验与资源，也能帮助项目继续推进。
从科学构想到临床，再到商业化，每一步都需要资金接续。Greg Verdine反复强调，投资人承担高风险，也需要获得相称的回报。只有这样的投入能够持续，更多尚未被验证的科学想法，才有机会走下去。
“毕竟没有投资，就没有创新。”
文章来源：投资界原创 ｜ 作者：王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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